2022年,广州初探制造业立市,成效初显。2023年,广州高质量发展大会提出“产业第一、制造业立市”,落实制造业当家“一把手工程”。
高质量发展要求高质量转型,制造业向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成为必由之路。广州作为全国首批通过产业集群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城市,创新推动了传统存量经济转化为新经济、新业态,正着力构建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现代工业和信息化产业体系。
面向未来,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制造业数智升级之路上,广州应如何使制造业挺起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产业“脊梁”?
5月26日,由广州市社科联、暨南大学、南方日报社主办,广州现代产业新体系研究基地、《城市观察》杂志社、广州市舆情大数据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第54期“广州新观察”学术圆桌会议召开,邀请政、企、学、研各界专家学者,围绕“数智赋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政企协同,探索制造业转型路径
2022年6月1日,《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广州成为国内首个数字经济立法城市,在立法层面走在全国前列;2023年2月,广州开展“四化”平台赋能专项行动,重点聚焦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同、智能化改造、绿色化提升的创新路径,推动新型工业化和制造业转型升级。
在此背景下,广州各区积极跟进部署。其中,黄埔区作为广州实体经济的主战场、科技创新的主引擎,在广州制造业发展版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强化战略引领,我们提出建设‘三城一岛’的重大战略平台。”黄埔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何宇鸿分享了黄埔区的做法与经验。当下的黄埔,由北至南牵引起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科学城、广州海丝城、广州国际生物岛,产业数字化的全域布局已基本形成。
在政策环境方面,黄埔区在全省首推了33个惠企事项,“我们通过大数据对企业进行跟踪管理,只要企业符合标准,我们送服务上门,实现惠企政策免申即享。”何宇鸿说,在区内还树立了科技含量越高扶持力度越多的政策导向,引导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
同时,黄埔区加强数字基建,在全区共建成5G基站超过6705座,建成了华南地区唯一一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以及面向船舶制造、医疗医药、新材料、电路板等行业的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加速向数字化转型。
“未来,黄埔区将深入实施智造、上云、赋能三大行动。”何宇鸿表示,将落实200个以上数字化改造项目,支持50家中小企业上平台,建设20个以上智能工厂,实现100家信软企业的“小升规”,努力打造千亿级的数字产业集群。
“什么叫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首先还是要面向新兴的行业和领域,不仅是企业内部的问题,更要面向行业,开拓新兴的细分领域,并在其中提升市场占有率。”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广州工控”)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景广军则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
作为一家主业围绕新型材料、核心部件和高端装备的企业,广州工控在进行数字化转型中首先做的是分类推进。“企业要进行数字化的对标或体检,比如分成离散型制造业和连续型制造业,在离散型制造业内部,由于规模、生产工艺复杂度的差别,也有不同的类型,应该有不同的数字化考量。”在景广军看来,企业应分类施策,才能更好利用数字化投入的成本实现价值创造。
此外,景广军认为,对制造业企业而言,利用数字孪生平台对企业进行虚拟化的运营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新建工厂,能够通过这种技术把社会化和市场化的数据导入,在设计之初便可实现虚拟化运营,进而实现从设计到投产的全过程受控,达到预期的经营效果。
虚实融合,激发数字化强大推动力
“制造业的发展已经不只是制造业的事情。”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勇坚用十四个字概括了数字化和实体经济的两种融合路径: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实体化。
具体而言,李勇坚认为,现有的制造业企业要引进数据要素和新的算法,现有的电商等行业,也要将实体因素引入到虚拟经济中。要实现这两种路径,一方面要进行赋能创新,改造现有流程,另一方面要进行增量创新,开辟新的领域。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数字化,主要强调生产效率的提升,本质上是利用数字化提升供给端的效率,提升竞争力。基于需求侧改革的数字化则是利用数字技术挖掘消费者的需求,结合大规模定制化生产模式,形成新经济模式。”立足广州,从供需结合的角度出发,李勇坚认为广州应鼓励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融合的平台;同时,应积极推动供应链的数字化、网络化与智慧化。根据广州的主导产业,建设一批具有行业特色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如服装产业的产业互联网平台。
聚焦广州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广州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延明则总结出产品、企业、市场、技术、人才、生态六大发展要素。
具体来说,广州可以通过“链长制”工作模式推进广州现代产业高质量发展,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通过构建“四化”赋能平台,推进广州数字经济服务业快速发展,形成制造业服务业“双轮驱动”格局;同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广州应借助“一带一路”文化输出、重要枢纽城市建设为契机,培育“世界级企业”,拓展海外制造业市场;用创新驱动,来解决制造业的“卡脖子”问题;凭借广州“制造文化”兴起之风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的国家战略布局,深化改革,吸引数字经济和制造业人才聚集;擦亮广州“千年商都”金字招牌,打造国际接轨的营商文化,大力发展数字文旅、文创等经济新业。
技术创新,实现“制造”向“智造”跃升
“从单件生成,到批量生产,再到流水线生产,后续发展到柔性生产,最后到智能化制造。”暨南大学机器人智能技术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柳宁梳理了人类历史上制造技术的跃迁。
在柳宁看来,目前,制造业发展已经进入到了以“云计算+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的“云制造”时代。因此,以“智能制造”作为最新一代的制造技术,数字化和智能化成为了当代制造业发展的趋势,数字经济成为了实体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在这样的背景下,柳宁从技术和人才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广州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现存的问题和解决路径。
“目前,学术界与产业界的距离较大,导致产业得不到最新科技的支撑;同时在学术界,还是以论文和考核为导向,并没有形成问题和目标导向。”此外,在产业方面,柳宁认为,数字产业化发展较好,而产业数字化仍存在发展问题,如高学历和高水平人才不足;数据利用不充分,视野没有扩大到设计、生产、管理、服务全流程;缺乏以“知识模型+数据模型”作为决策的基础。
对此,他认为,广州的科学研究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人民生命健康;同时要从高等教育评价机制改革入手,真正做到产学研用的结合。
同样关注制造业转型中技术变革带来的影响,东北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子龙从算法管理出发,对智能制造中的人机协同进行了探究。
“人机之间有三种关系,一是取代关系,二是用算法对人工进行辅助增强,三是代理控制,即通过算法来代理、指导、评价和约束人。”基于此,刘子龙提出了“基于算法的管理业务流程重塑”。他认为,未来隐形的数字控制将带来工作方式的变化,算法不仅作为辅助者,还可以作为主导者。这需要制造业企业优化设计工作流程,根据算法、任务和团队特征进行相匹配的设计,实现自动化的任务分配和协调,获得相关的工作指导和信息支持,实现实时追踪和自动奖惩的全流程机制,提高生产效率。